高益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当前，湖南86个县市GDP占全省比重过半，但产业同质化、城乡要素流动不畅、体制机制束缚、数字化水平不高等问题依然突出。破解这些难题，必须立足特色、深化融合、激活改革、强化数字赋能。四者协同发力，共同构成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立足特色，在差异化中找准发展坐标。当前，湖南部分县市在产业定位上贪大求全，竞相追逐热点赛道，特色化、差异化不够。破解这一困局，关键要在差异化中找准坐标，坚持分类定位，把准发展方向。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湖南县域可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大类。位于城市化地区的县城，要当好承接中心城市辐射的“二传手”；位于农产品主产区的县城，要做优做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位于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城，要把保护和修复生态系统放在首位，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要深耕比较优势，锻造产业长板，立足“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资源禀赋，建立资源与产业的强链接机制。醴陵陶瓷年产值突破700亿元，新化文印占据全国70%以上的市场份额。这些实践表明，县域经济只有深耕细分领域，才能形成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

　　深化融合，在一体化中拓展发展空间。县域承上启下、连接城乡。必须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在空间上打破分割，在要素上畅通渠道。打通空间壁垒，构建城乡共同体。打破“城是城、乡是乡”的地理分割，以县城为枢纽，形成功能互补的城乡发展格局。县城要成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主阵地；乡镇要发挥联结城乡的纽带作用；村庄要保留乡土特色，成为承接城市功能辐射的腹地。打通要素通道，激活城乡对流。破除妨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的制度壁垒，推动城市要素向县域有序流动。深化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改革，实现城市资本下乡、乡村资源进城。

　　激活改革，在破立并举中增强内生动力。当前，县级政府面临“责大权小”的结构性困境，市场主体也面临“进不来、留不住”的制度性约束。必须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理顺政府间权责关系、重塑政企间边界。向县级放权，提升统筹能力。稳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根据需要，将原本属于省市的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浏阳作为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其快速发展得益于持续深化“扩权强县”改革，实现了县城的事县城办。向市场放权，激发主体活力。深化“放管服”改革，把市场准入权、投资自主权交给市场，压减审批事项、破除隐性壁垒，让市场主体进得来、留得住、做得大。

　　强化数字赋能，在动能转换中实现换道超车。数字化为县域提供了跨越式发展机遇，必须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产业数字化，重塑生产方式。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传统农业、制造业进行全方位改造。三一重工“18号厂房”作为智能制造标杆，实现生产全流程数字化管控；隆平高科运用数字技术构建智慧育种平台，推动种业从“经验选种”向“数据育种”转型。县域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是生产方式、工艺流程、质量管控的系统性重塑。要培育数字新业态，重构流通体系，推动县域从“数字洼地”变为“数字节点”。益阳南县依托稻虾米产业，通过电商平台年销售额突破30亿元；湘西州猕猴桃借助直播带货，走出大山、走向全国。这些，都是打破传统销售限制，通过直播电商等新业态，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现代流通体系的成功探索，值得借鉴推广。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沙市基地特约研究员，中共长沙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