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银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多姿多彩的地方特色传统文化，共同构成璀璨的中华文明，也助推经济社会发展。”湖湘文化在与齐鲁、巴蜀、吴越、岭南等地域文化交流中，始终恪守“道南正脉”的文化定位；在参与中华文化建构中，持续接受中华文化的哺育与引领，形成源于地域又超越地域的精神禀赋，彰显出地方文化与中华文明共生共荣的深层逻辑。

　　湖湘文化演进与中华文化共构的历时性互动。湖湘文化发轫于上古时期，是中原文化与湖湘本土文化交融的产物。湖湘“炎帝神农氏”的文化概念，是北方英雄传说（炎帝）与南方宗教信仰（农神）交融渗透的结果。“舜帝南巡葬于九嶷山”的史迹记载，是南楚山野文脉对中原尚德圣王之道的吸纳与承续。屈原的《离骚》《天问》，是沅湘之地神话巫风与中原“美人”“美政”圣王理想的结合。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是湖湘迁谪愁怀与中原儒学“兼济天下”“忧国忧民”精神的交融。

　　湖湘文化在唐宋时期走向成熟，其重要标志是湖湘学派的崛起。周敦颐、胡宏、张栻等学者植根湖湘知识传统，在与洛学、关学、闽学的问难论辩中，构建起以儒家为主体、兼综佛道的湖湘学派。《周易》《大学》《论语》等中华原典，被湖湘学者创造性阐释为“无极太极”“传道济民”“经世致用”等标识性命题。湖南由此成为理学重镇，湖湘文化也深度融入中华文脉主干，实现了从地域到全域的地位跃升。

　　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同构于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整体进程。近代湖湘知识群体以“经世济民”“国富民强”为价值追求，将“师夷长技”纳入民族救亡与文化存续的实践，相继投身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沿器物、制度、文化的逻辑脉络逐层推进。这些探索不仅推动湖湘文化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更以其示范效应引领了中国传统文化近代转型的整体进程。

　　湖湘精神特质是中华精神谱系的在地化形塑。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文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担当精神的立场呈现，也是中华文化最深沉的人心根基。屈原以诗性语言倾诉对家国的眷恋与对苍生的悲悯；魏源高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旗帜，吹响近代中国觉醒的号角；毛泽东、蔡和森等革命先驱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诠释了对国家和民族的无限忠诚。

　　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是中华文化“修齐治平”实用理性精神的具象表达，也是中华文化最直接的现实诉求。湖湘士人始终以“经世”为治学底色，以“致用”为实践旨归。屈原上下求索、求真务实的真理追问，张栻“传道济民”的学术担当，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呐喊，无不是对中华传统实践理性的创造性发展，为其赋予了新的价值维度与历史使命。

　　湖湘文化“通变求新”的创新精神，承续中华文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日新之道，是中华文明最鲜明的精神禀赋。周敦颐“兼收佛道”开理学之先，王夫之提出“事随势迁而法必变”的变革主张，曾国藩以“洋务自强”践行因时而变，梁启超借时务学堂推行“渐移渐变”理念，都是对这一精神的历史印证。

　　湖湘学派是中华文化在湖湘地域孕育的典型文化形态。胡安国父子将中原礼乐精神与荆楚巫骚传统熔铸为“尊王攘夷”的政治理念，实现湖湘文化“巫楚血性”与中华文化“大一统”理念的初次共振。张栻主张“知行并发”，既承继程朱“格物致知”的普遍追求，又注入湖湘“即事见理”的笃行品格，在地域文化主体性与中华文化普遍性之间实现深度融通。王夫之承袭“性气合一”“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回应理气、天人关系等核心命题，彰显文化共生的创造活力。

　　湖南书院群是湖湘文化和中华文化共同创造的标志性文化载体。岳麓、石鼓、碧泉、城南为代表的湖南书院建筑依山傍水的空间布局，生动彰显了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讲学体系以经、史、性理与经济之学为内核，既契合湖湘士人通经致用的实践取向，又恪守儒家“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教化范式；庙学祭祀奉祀孔孟、恪守儒家文化基本范式，学祠祭祀崇奉周敦颐、张栻等湖湘学人则强化湖湘地域符号认同。在湖湘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双向互动与形塑下，湖南书院群落逐步超越单一地域文化空间，成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微观缩影。

　　湖湘近代新知识群体是湖湘文化与中华文化共同孕育的人才资源。近代湖南先后涌现出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以谭嗣同、梁启超为旗手的维新派，以黄兴、蔡锷为先锋的革命派，以及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早期革命家群体，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完整的社会变革谱系。这些新知识群体以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度参与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与文化形塑，完整展现了从器物革新到制度变革再到文化觉醒的现代化进程，湖湘文化也由此从地域传统跃升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形态。

　　【作者系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研究基地研究员。本文为湖南省重点马院专项课题“道统视域下湖湘文化与中华文化共生关系研究”（24YBM4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