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可

　　陈可辛导演的电影《酱园弄·悬案》改编自1945年上海詹周氏杀夫案。影片围绕此案，串联了女作家西林、狱友王许梅等女性角色，意图展现民国女性在婚姻暴力和司法体系下的挣扎。然而影片对女性角色的符号化处理、对女性苦难的过度渲染，以及将女性受难当作视觉刺激的做法，让它的“女性主义”浮于表面，沦为可被消费的文化符号，而非对女性困境根源和觉醒过程的深刻探讨。

　　文艺作品中，女性角色的塑造通常分为象征性角色和主体性角色两类，前者指的是将女性作为满足某种叙事目的的工具，后者则指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理性、复杂的人。《酱园弄·悬案》里的三位主要女性更像是贴上了标签的符号，而非有血有肉、有独立思想的人。创作者没有深入挖掘她们各自的背景和生活，只是将她们归类为“精英女性”“妖女”“受迫害的女性”三种象征性人物。

　　西林作为上层知识女性，本该对底层女性詹周氏的苦难有深刻理解和共情，在影片中却高高在上地宣读着教科书般的口号，看不到她对詹周氏的共情和发自内心的体察。王许梅作为剧中唯一有人物弧光的角色，却被贴上了“妖女”标签：原上海舞厅头牌、狱中的大姐大，她以肉体交换生存资源，却仍逃不开被枪决的命运。创作者将王许梅的牺牲包装为给詹周氏的生存铺路，实则隐含着“不守贞操的女性必须受到惩罚”这一陈旧观念。

　　而主角詹周氏，她的人生则被简化成一个纯粹的“苦难模板”：自幼父母双亡，被卖为婢女，遭遇好赌家暴的丈夫，图谋不轨的帮助者，严刑逼供的警察局长。所有围绕她的故事只有“被迫害”与“被拯救”两种。一个为斩断孽缘将丈夫头颅砍下，经历过两次枪决，以肉身躲过野猪戕害的“命硬”的女人，本该拥有真实而复杂的人物个性与生存状态，然而影片未展现她的日常生活或心理活动，她在影片中像个没有自己想法、只被外界推动的木偶。这种贴标签的做法，让本该成为高潮的女性互助场面——庭审时三人齐喊“不要屈服”——显得无法让人信服。

　　许多创作者在阐释女性苦难时，常常将其放在宏大的社会历史事件中或极端情境之下，仿佛女性困境仅来自某种小概率的极端化事件，而女性觉醒也只有在绝境中才能迸发。这种将女性苦难传奇化的书写，一定程度是忽略并回避了女性在普通生活中的“觉醒”。影片将故事背景放在民国，将反抗形式限定为极端的杀夫和法庭抗争，制造了一种历史奇观感，同时也与当下大多数人的现实生活经验拉开了距离。它让观众可以安心地观看一个“过去的故事”或“极端案例”，而不必反思自身或当下。影片的核心戏剧冲突建立在詹周氏“杀夫”这个极端行为上，给观众一个强烈的暗示：女性追求生存与自由，必须是到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极限状态才具有正当性和戏剧性。

　　痛苦的脸、伤痕累累的身体、暴力实施的具体过程，影片用精美的构图、灯光、慢镜头、音效，把这些残酷场景拍得极具“美感”和戏剧张力，将真实的、普遍的苦难包装成了像戏剧表演或历史画卷一样。苦难脱离了它植根的日常土壤，观众也很难产生深层的共鸣，而忽略了更关键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暴力？社会制度和文化怎么纵容了它？如何才能真正帮助受害者？

　　《酱园弄·悬案》依赖高能场面堆砌、碎片化叙事、情感逻辑跳跃、人物工具化以及深度议题的表面化处理，满足观众的感官刺激和情感宣泄需求。这种短剧化的叙事模式，与其“商业女性主义”的本质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创作者将女性议题转化为安全的、可消费的文化符号，既蹭了市场热点，又避开了深度批判的风险。若想真正创作出具有深度的女性主义文艺作品，唯有将女性角色还原为复杂的“人”，将女性议题扎根于现实土壤，才能摆脱浮于表面的困境，实现真正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