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

　　“五一”返乡，在那熟悉的院落，母亲如月牙般的身影老远就映入眼帘——她微笑着，颤巍巍地招呼我们进屋。望着母亲满头白发和满脸皱纹，我想起她年轻时利落飒爽的模样，心酸与歉疚忽地涌上心头：母亲真的老了。

　　母亲没上过一天学，十九岁嫁到刘家时，家中一贫如洗。父亲当时父母双亡，带着年幼的叔叔和姑姑一起生活，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母亲嫁过来后，和父亲一起挣工分，她的贤淑和操持，让生活慢慢有了起色：将叔叔送去部队当兵后又为他娶了妻；为有眼疾的姑姑置办了嫁妆找了个踏实的人家；父亲担任了村支书。

　　眼看日子越过越红火，可天不遂人愿：搬新家后第二年，四岁的弟弟在家门口的水沟里玩耍时溺亡；第三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又夺去了父亲年仅三十六岁的生命。

　　噩耗传来，母亲晕倒在地，七天没有下床。当时姐姐和哥哥在读初中，我还在读小学。周围人都劝母亲：“三个伢子都读书，你一个妇道人家怎么供得起？老大是个女娃，留在身边帮衬着也好。”母亲不说话，只是摇摇头。母亲硬撑着身体下了床，第一件事就是请来几位本家亲戚开了个家庭会议，并当众宣布：要送三个孩子继续读书。母亲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她坚信“人从书里乖”，不能因为贫穷耽误了孩子们学道理、明事理。

　　母亲既做慈母又当严父，白天侍弄五六亩田地维持生计，晚上一边操持家务，一边管教三个孩子。

　　每年七月的“双抢”是村里最忙碌的时节。哥哥姐姐放暑假后也加入了“双抢”大军。不到十岁的我在家里排行最小，母亲便不让我下地，安排我在家里负责一家人的一日三餐。有一次在切南瓜时，我把左手大拇指砍掉了一截。家中无人，我只好学着大人的模样先用灶灰止血，再跑到墟场药店做了个简单包扎，便继续回家切菜做饭。母亲下地回来发现后，心里又悔又急。她担心伤口感染，又害怕大拇指愈合后会短一截。于是四处打听偏方，得知有个亲戚治病很灵验，便连夜带我赶过去，央求人家给我开了几副草药。一个月后，我的伤口果然长好了，母亲又专程带我去亲戚家千恩万谢。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种田没有现在的补助，还需要交村提留统筹费。母亲从地里刨出来的收入也仅够维持我们四口人的温饱，但再怎么窘迫，母亲也从未让我们拖欠过学费。但不能按时上缴提留统筹费成了母亲最大的心病。记得有一年腊月二十四，由于拖欠了村里的钱，村干部便搬走了父亲留下的仅有的贵重物品——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

　　捉襟见肘的生活迫使母亲不得不另寻出路。元宵节一过，母亲一狠心挑着担箩筐赶到县城做起了菜贩子。从未出过远门的母亲独自在郊区租了间杂屋，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挑着箩筐去批发市场批菜，再挑到北门菜市场零售，赚取微薄的利润。她不识字，却会看秤和算账，心算比谁都快。也正是这简易的箩筐，让母亲看到了把三个子女送出农门的希望。

　　母亲在县城卖菜后，我们一般只能在农忙季节看到她。记得一个飘雪的冬日下午，我一放学回家就意外看见母亲已在家里。见我回来，她眼睛一亮，急忙拿出一双崭新的雨靴要我试大小。我满心雀跃，要知道对于当时读初一的我来说，拥有一双雨靴，是一个藏在心里不敢奢求的梦。母亲笑着说：“这几天菜价好，就收了个早工，去百货商店买了双鞋，这个冬天你的脚就不用再挨冻了。”

　　父亲走的那个冬天特别冷，灶膛里的火怎么都烧不旺。那微弱的火苗，在黑暗中瑟缩颤抖，一如母亲孤苦无依的心。但不管生活如何艰辛，这么多年来，母亲却从未退却。

　　“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忽然明白老舍先生这句话的深意，在岁月的长河中，母亲永远给予我最温暖的守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