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峰 王美慧

　　11月的清晨，新化县油溪桥村村民老彭拿着扫帚，把自家门前的村道扫得干干净净。扫完后，他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上传到村里的“善治美”小程序——这个月，他的“家庭档案”又添了2分。

　　“别小看这几分，凭积分以后能参与村集体经济分红呢！”老彭笑着说。在这个曾经“养女莫嫁油溪桥，一年四季为呷愁”的省级深度贫困村，一本“家庭档案”记录着每户人家的善行义举，也记录着村庄从穷到富、从乱到治的蝶变。

　　今年，新化县将“基层治理提升年”作为全县重点工作，以积分制为核心抓手，在30个乡镇（街道、林场）、694个村（社区）全面推开。从油溪桥村的一村探索，到分片“具体实践”，再到全县全域覆盖，“小积分”正撬动着基层治理的“大变革”。

　　一本“家庭档案”，记录一个村庄的蝶变

　　油溪桥村的故事，要从二十年前说起。

　　那时的油溪桥村，集体经济负债4.5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不足800元，“村里的事没人管、集体的事没人问”是常态。2007年换届后，村党支部书记彭育晚带着班子反复琢磨：怎么才能把村民的心聚起来？

　　答案是一本“家庭档案”。

　　村里将66项正向激励、62项负面约束纳入档案，村民参与环境整治、邻里互助、志愿服务等都能获得积分，违反村规民约则扣分。积分与村集体经济分红直接挂钩——积分高的家庭，年底分红多；积分低的，分红少甚至没有。

　　“刚开始有人不理解，觉得搞形式。但第一年分红下来，大家看到积分真能换成钱，积极性一下子就上来了。”彭育晚回忆，2010年村里修建饮灌一体供水工程，预算300多万元，村党总支与村民商量后决定：材料费村里筹，用工由村民义务出工记积分，有积分的农户按成本价用水、按积分分红。结果人人争当“义务工”，不到60万元、不到一年就建成了工程。

　　如今，油溪桥村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2.6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稳定在305万元，文明家庭占比达90%。更让彭育晚自豪的是，村里成为全国应用“善治美”小程序的样板。油溪桥村的积分制经验，已成为乡村治理的响亮名片。

　　分片“具体实践”，激活一方乡土的内生动力

　　油溪桥村的成功，让新化县委看到了积分制在基层治理中的巨大潜力。

　　今年“基层治理提升年”启动后，县委将积分制作为核心抓手在全县推开。但推广不是简单“复制粘贴”——各村情况不同、群众需求各异，怎么办？

　　“琅塘星”“民心茶室”“上梅红”“微光文田”“桑梓情”等一个又一个的具体实践提供了答案，虽然名字各异，但目标一致，就是运用积分制来调动群众积极性，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文田镇芭蕉山村在推行积分制时，把积分与项目建设、产业发展深度绑定。村里修路、修水渠，群众筹工筹劳记积分；发展特色种植，参与技术培训、带头示范的农户加分。短短半年，群众筹工筹劳积分达11000分，节省项目建设资金300余万元。

　　“以前村里搞建设，干部急得团团转，群众在旁边看。现在不一样了，大家抢着干，因为干了有积分、有面子、有实惠。”桑梓镇一位村干部感慨。

　　在吉庆镇，全镇33个村（社区）整体推行积分制，把参与志愿服务、环境整治、矛盾调解等纳入积分范畴，与村级集体经济挂钩。仅今年1至3季度，全镇信访量同比下降40%。在琅塘镇，“琅塘星”志愿服务与积分制融合，志愿者从最初的134人发展到1.2万余人，“有困难找‘琅塘星’”成为群众最踏实的口头禅。

　　一场“治理变革”，让群众成为主角

　　积分制带来的变化，远不止“换东西”那么简单。

　　积分制的本质是把“村里的事”变成“自家的事”。“过去基层治理最大的难题是‘干部干、群众看’，积分制解决了动力问题——群众参与有积分、积分能兑换、兑换有荣誉，大家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

　　这种转变在油溪桥村体现得尤为明显。村里推行“四谈一表”活动——谈思想、谈工作、谈作风、谈打算，填写履职承诺表。党员干部带头亮身份、领岗位、作承诺，群众跟着学、跟着干。村里修路占了他家地，他主动让；邻里有了矛盾，他上门劝。“以前觉得村里的事跟自己没关系，现在觉得村里的事就是自家的事。”一位村民说。

　　在新化全县，积分制还与“三长制”深度融合。5.8万名邻长联系服务群众28.88万户，邻长履职情况纳入积分管理，与评先评优、集体经济分红挂钩。今年以来，全县累计摸排群众诉求11625个、矛盾纠纷10947起、安全隐患3802个，解决民生事项3.6万件。

　　“积分制不是万能药，但它是一把钥匙，打开了群众参与治理的大门。”新化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基层治理提升年”的核心，就是让群众成为治理的主角。下一步，新化将持续深化积分制与“堂屋里”阵地的融合，推动基层治理从“有形覆盖”向“有效治理”跃升，打造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化样板”。

　　从一本“家庭档案”到全县覆盖，从“一旁看”到“一起干”，新化用“小积分”撬动了“大治理”。正如全县各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那句写在墙上的话——“进了堂屋里，就是一家人”。当群众真正把村里的事当成自家的事，基层治理便有了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