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远生
通道转兵,是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起点,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光芒。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危亡关头,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武器,奏响“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的序曲。
在“中国革命面临着方向和道路的抉择”的关键时刻,为什么是毛泽东?为什么是在湖南这个地方闯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回顾历史,发人深省。
坚持从实际出发提出解决核心领导问题
长征进入湘南以后,毛泽东同王稼祥、张闻天在一起谈论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忧心如焚。毛泽东实事求是地向他们说明第五次反“围剿”和战略转移中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及其危害性,强调如果不改变、不纠正错误的领导,党和红军是很危险的。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泽东意见,认为必须改变中央领导。张闻天也开始赞同反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湘江血战,中央红军英勇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部队集结后发现,8.6万余人的队伍,只剩下染了硝烟挂了彩的3万多人。红军血染江水,遂有“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之说。士气低落,前途迷茫。党和红军向何处去?
血的教训让全军上下再也难以相信博古、李德等最高“三人团”的领导了。用红军参谋长刘伯承的话来讲,“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许多红军指挥员,一想起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军痛快淋漓反“围剿”,“横扫千军如卷席”,就打心眼里盼望毛泽东回来指挥红军。
随之,毛泽东又得到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毛泽东向中央提出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当时,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正是由于党的集体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思想的毛泽东等领导人得到广泛支持,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初见端倪。这是党和红军转危为安、艰难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
坚持独立自主正确解决长征方向问题
1934年12月9日、10日,中央红军翻越湘桂边的老山界,一路跋涉,分三路进入湘西南的通道地区。通道,自古就为中国大西南的要道,素有南楚极地、百越襟喉之称。
按照博古、李德等人的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将赶往湘西会合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但是,国民党蒋介石猜测到中央红军的意图,早已调兵遣将,在红军北上湘西的路上埋伏了重兵。红军如果贸然北上湘西,势必陷入更严重的“口袋阵”。
通过湘南争论和通道会议,毛泽东此前提出来的改变军事领导和改变前进方向的正确建议得以议定:红军应放弃与贺龙、萧克会师的打算,改变进军路线,不向北走,而是西进贵州。中共中央负责人通道紧急会议的召开形成了战略方向性的转兵决定,这对处于生死关头的中央红军至关重要。通道会议作出的转兵决策,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第一次得到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采纳,并对中央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正是通道会议改变了之前中央领导者决定并经共产国际批准的红军战略转移的进军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够领导红军创造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长征的胜利,是方向和道路的胜利。”
坚持实事求是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时候,毛泽东、朱德就在湘南汝城发布了重要文告《出路在哪里》。用三个大问号,不同寻常地表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思之念之的就是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的革命道路。
长征初期,毛泽东同王稼祥谈起红军如何摆脱困境,痛心地说:“不从实际出发,和敌人死打硬拼,这方面的惨痛教训,我们太多啦。苦苦挣扎了一年,牺牲了多少同志,流了多少鲜血,最后连个地盘也保不住,来个大搬家,弄到了现在这步田地!我们要另辟生路!”
另辟生路!不仅仅是指红军长征行军的路,更是彻底摒弃唯苏联经验、唯共产国际路线的错误倾向,坚决走出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可以说,从湘南争论到通道转兵,实际上是从“问道”“变道”到“开道”,毛泽东力主长征“另辟生路”,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找到了指引这条道路的正确理论”。
为了探索出路,毛泽东指示红一师师长李聚奎:“你们在前面开路,任务艰巨,动作要迅速”“具体道路由你们在前头决定”“大路能走就走大路,不能走就走小路,如果小路也不能走就爬山。”他用“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等通俗语言,来说明必须考虑战争实际部署行军打仗的深刻道理。从战术上的出路,到战略上的出路,毛泽东无时不在思考、探索和给予红军以正确指导。
李德对当时军事路线之争回忆道:从这时候起,毛泽东把这个斗争公开继续下去了。他对每个作战方案都加以非难,特别是我提出来的每个建议,他都表示反对……
毛泽东展开党内争论,力主红军转兵,其创见和创举,无不生动体现了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伟大长征精神,为党和红军打开避免覆灭、转败为胜、转危为安的正确通道,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争得了先机、开启了前提、创造了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只有掌握科学理论才能把握正确前进方向;只有立足实际、独立自主开辟前进道路,才能不断走向胜利”。通道转兵,不仅避免了红军北上湘西很可能遭受的毁灭命运,为党和红军的长征开辟了一条新的生路,更重要的是,通过党内领导层的严肃斗争,开始反对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为黎平会议的决议和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实际的可能性。
可以说,从通道会议起,毛泽东在军事决策上的权重日益增大,这是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开端,是实现伟大转折的前提。
正如张闻天的肺腑之言:“在目前这险恶的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而处于战争一线的红军参谋长刘伯承讲得更直截了当:“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通道转兵的实事求是精神,其核心在于党在生死关头敢于从实际出发、以巨大政治勇气修正错误的战略决断。其时代意义不限于党史,更是一种方法论启示:当既有路径已被证明走进死胡同时,真正的担当是面对现实作出独立判断,而非固守僵化教条。
90余年过去,通道转兵所焕发的实事求是的真理光芒,至今仍然熠熠生辉,仍然是我们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宝贵思想资源。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原巡视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