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泽生 张贵付

　　郴州市苏仙区良田镇菜岭村境内，有一座海拔870多米的山岭，名叫木奇岭。岭上那面起伏的阳坡，有个响亮的名字——红军坂。坂上长眠八位红军烈士，留存有两枚军马铃铛、两张红军字据，以及一块近年才重见天日的红军碑。那段几近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长征记忆”，随着红军碑的出土，再次清晰地显现在山水之间。

　　1/ 铃声牵出的线索

　　冬去春来，一场寻找“红军碑”的行动在菜岭村展开。线索，是从“两枚军马铃铛”开始的。

　　2025年12月4日，郴州白鹿新村小区，段青兰家。

　　我们的话题围绕“两枚军马铃铛”热烈展开。81岁的段青兰，朗声说：“小时候听父亲段位笑讲，当年他们救助在岭上养伤的红军伤病员。一个红军首长送了他们两枚军马铃铛。可惜我家这枚铃铛后来遗失了。”

　　我们告诉她，我们在菜岭村村民段元法家里目睹了一枚军马铃铛。还赶到段元法的老家，看到了一个竹筒，筒内藏着一卷1949年他姑姑结婚时的礼单，礼单里包着两张泛黄发脆的红军字据。这是他家四代人守护的“传家宝”！

　　我们感慨道：“今天寻访到您，祈盼能挖出更多红色记忆，哪怕只言片语也是‘宝贝’！”

　　沉吟片刻，段青兰道：“木奇岭又叫红军坂，是当年红军伤病员的养伤地。20世纪60年代初，我是大队妇女主任，带人在木奇岭上干活。我看到有8座红军坟，其中第二座坟前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了‘红军’两个字。父亲说，这石碑是红军离去时特地刻下留作记号的，待革命成功了，好回来寻找长眠在此的战友……”

　　“您当时看到的红军碑是什么样子，现在何处？”

　　老人比划着说：“那是一块普通的麻石，没有打磨，红军就着石头刻下‘红军’两个字。”她说，大概在1966年之后就再没见到那块红军碑了。寻找“红军碑”，牵动了许多人的心。然而这并非易事——它毕竟已湮没60年了。

　　2/ 小石桥下的秘密

　　转眼间，丙午春节临近。这一天，我们会同郴州市、区党史研究室一行人到了菜岭村，又辗转去毗邻的红花村（今属郴州市北湖区仰天湖瑶族乡）。那里有两个自然村，新屋里、瓦屋里。它们就在木奇岭西边，到岭上有两公里路。

　　响起一阵狗吠声，村民们围拢上来。66岁的黄家根老人煞是热心，说找“红军碑”是大事，他会放风出去，让大家都来参与。听老辈人讲，当年红军在村里过了三天三夜，当时有红军伤病员在山上养伤，还遗有红军坟哩。老人的话让我们充满希望。

　　今年3月20日，郴州天龙汽车站旁，转机不期而至。段元法偶遇远房老表黄福都——他俩的曾祖父是表兄弟。寒暄之后，黄福都说：“老表，你珍藏‘两张红军字据’成名人了，上了电视了。岭上有一块红军碑，你不晓得它在哪里吧？那也是宝贝呀！”

　　段元法一下捏紧了心：“哎呀，我们正在找那块红军碑！你知道下落，快告诉我！”

　　黄福都直爽告知，从红军坟下来几十米的田塍路上，有座一米宽的小石桥，挨着一块几分地的水田，那碑就藏在石桥底下，有几十年啦！

　　66岁的黄福都是红花村瓦屋里组人，祖山就在木奇岭。小时候随老人扫墓，也为红军烈士扫墓，在祖山左斜边第二个墓前，见过这块刻着“红军”二字的石碑。后来听爷爷说石碑藏在小石桥下，只是没说何人埋藏。

　　那红军碑是否还安然藏在石桥下？

　　3月23日，风和日丽。段元法带人上山探寻，劝我们在家等待，说山高路远。

　　一小时后，手机响了，段元法高兴道：“红军碑找到啦！我撑住石板桥跳下水沟，一俯身便探到了——原来它就掩藏在石板下，与石板重叠在一起！”

　　那一刻，山上山下，都响起了欢呼声。

　　3/ 出土与碑文之谜

　　4月10日，红军碑出土现身的日子。蓝天下，段元法小心翼翼清除石碑周边泥土，一点一点扒起碑来。出土时，碑面布满泥土与苔藓。

　　几个人随即用溪水清洗。待泥垢尽去，碑上文字清晰呈现：正面两个繁体大字，“红军”。这应该是用刺刀雕刻的，字体朴拙有力，刻痕甚深；背面刻着“路下四人，路上三人，共七人”的字样，寥寥数语，记录红军烈士坟堆的位置。

　　经测量，此碑实为一块不规则麻石，未经打凿修整。经测量，长57厘米，宽25厘米，厚9厘米，重约25公斤，与段青兰老人所述吻合。

　　大家激动难抑。段元法虔诚地背负石碑下山，一路护送至郴州市档案馆。他说：“当年我曾祖父和乡亲们救治红军伤病员，走的就是这条‘红军路’。如今红军碑找到了，我应该背着它重走‘红军路’……”

　　面对红军碑，我们像朝拜一样，久久端详，变换角度拍照。这块石碑甚至没有一个“墓”字，却实属罕见的红色文物实体，其两面刀刻的不同字体的碑文，更为罕见珍贵！字体笔锋迥然不同，显然出自两人之手。正面“红军”二字是红军所刻，那背面的文字，又是何时何人所刻呢？

　　4/ 两位老人解谜团

　　“七一”前夕，我们揣着这个谜团再访段青兰。

　　老人端详照片，连声道：“当年看到的就是这块碑，刻的就是这两个字，‘红军’。找到就好了，我心也安了！”一语未了，眼眶已湿。

　　“碑背面还刻有字，您当年见过没有？”

　　“没有。看过好多次，没有发现有字。”

　　过了好一会儿，老人记忆闸门訇然打开。她阐释道：这背面碑文，应是石碑“失踪”时，当年帮助过红军伤员的老一辈人特地刻下的记号，对应的是八座红军坟。从小路由南向北穿过红军坟那面阳坡，因地势高低而称“路上”“路下”。碑上刻的路下四人、路上三人，对应七座坟；还差一个，就是立碑路上第二座的坟头——加起来，正好八座！

　　老人感慨道：小时候听父亲讲，当年红军从良田过来，红军伤员宁愿露宿山岭也不扰民，父亲被深深感动了。母亲黄春孝讲，她和十多个妇女给红军送食物，有人还是一双小脚行山路。永家冲10多户人家，与周边村子不少人家沾亲带故，乡亲们都热心帮助红军。

　　围绕这块碑，7月15日，我们又寻访到一位见证者——大山口村黄家组村民黄诗书。老人88岁，现居良田镇滨河路，思维清晰，格外健谈。

　　我们随口问：“老人家，您认不认识黄家法呀？”

　　老人一脸惊喜：“黄家法是我父亲！你们怎么知道他的名字？”

　　我们翻出一张红军字据的照片，说上面记着当年乡亲们救助红军伤病员的事，在场者的名字，其中一个就是黄家法。

　　老人激动起来：“上面写的几个人我都认识，他们是永家冲的。黄亿传家住山上，离我家很近，和我父亲一般大。小时候常听他俩讲当年帮红军的往事。”

　　“中央红军长征是1934年，当时您父亲多大？”

　　老人湿了眼眶，讲述起尘封几十年的往事——

　　“我父亲是民国三年（1914年）出生的，1934年刚满20岁。我家住何家洞，即今黄家组，离岭上只两里多路。父亲讲，红军经过木奇岭时留下了一批伤病员。山上先后埋了八座红军坟。小时候，父亲带我上山给红军烈士上坟，指着那块碑说，这是红军伤愈归队时用刺刀刻下的。要永远记住这儿埋的是红军烈士，要来除草上坟……”

　　两位老人的述说，印证了一段红军与百姓生死相依的“长征记忆”。

　　5/ 92年前的木奇岭

　　要读懂红军碑，还须回到92年前——1934年11月11日。

　　那天是阴天。29岁的段位笑跟着45岁的堂叔段多庆上木奇岭干活。木奇岭在骑田岭山脉东麓，又称木秋窝，掩隐着一片形如半圆的窝地。

　　临近晌午，叔侄俩靠着大田边一堆稻草吃红薯、拉家常。货郎带来的消息说：良田来了大批红军，天冷了，大多还穿着单衣、草鞋，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还在良田老街贴了宣传标语……

　　多年后，段位笑常对儿女们讲那时情景：“当时红军是从何家洞上来的，有好几百人，在岭上埋锅造饭，有30多个伤病员安置在沙洞、草棚及杂房养伤……”

　　据《苏仙区、北湖区（郴县）革命斗争史》载：1934年11月9日，红三军团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的部署，一举突破敌人在郴县良田至宜章间的第三道封锁线。11月11日，红三军团兵分几路向西行进。

　　这支队伍一路不进村宿营，而是在岭上歇脚。杂房外坐着30来个伤病员，几个重伤员躺在担架上。一个年长些的伤员拄着拐棍挪步过来打招呼。他叫李伟祥，红三军团的一个排长，江西人，左脚伤重，绷带上血迹斑斑。

　　李伟祥找到段多庆：“找到房主就好啦，我想让几个重伤员进房里遮风避雨！”

　　段多庆连忙说：“这房是我们家的，让他们快住进去！”而段位笑则打起飞脚下山通知七旬长辈段年明。

　　晒谷坪上，当地德高望重的郎中段年明凛然道：“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红军来啦，吾乡人当箪食壶浆以迎红军！”

　　村后山路上，乡亲们相跟着：有的拎红薯、苞谷，有的背稻草，竹篮里盛着辣椒、萝卜、青菜……

　　赶到岭上，李伟祥成了段年明治疗的第一个伤员。乡亲们分作两拨，一拨跟段多庆挨着杂房搭草棚，一拨随黄家法扩挖沙洞，红军担架队战士也纷纷加入。

　　一位自称“江西老表”的红军首长与段年明等人一一握手致谢，宣布此处即为红军临时医院，留下一个排配合救治。他转身从军马脖颈解下两只军马铃铛，分别赠予段年明和段位笑，说送这铃铛给他们留个念想。

　　当天夜里，段年明与老伴商议捐粮捐钱。他们开仓清粮、连夜筹借，凑足20担稻谷和20块银圆。

　　6/ 红军坟与一张借据

　　翌日清晨，木奇岭上先后出现两拨人。

　　第一拨是黄家法。他一大早拉开门却惊见两个掉队的红军重伤员昏倒在家门口。他赶紧喊来几个人，用两块门板抬上山抢救。然而伤势太重，流血太多，青松翠柏间，平添了两座红军新坟。

　　第二拨人是两小时后出现的送药送粮送菜的队伍，足足二三十人。

　　当段年明郑重道出“捐粮捐款”时，李伟祥再三推辞，老人恳劝。争执到最后，李伟祥提出把“捐”改为“借”，否则坚决不收。老人应允了。李伟祥当场写下借据，并与廖运材一起签字：

　　“今借到段年明医生名下稻谷贰拾担正（整），还另收银圆捐献贰拾大园（圆），是实此据。经收人红三军（团）战士李伟祥、廖运材。公元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接下来的日子，让乡亲们揪心悲痛：6个重伤员因伤势过重相继牺牲，大家一一掩埋。高高的阳坡上，从此有了八座红军墓。

　　11月15日，又有一队队红军途经木奇岭——这是担任总后卫的红五军团，下辖第十三师、第三十四师，以顽强阻击和悲壮牺牲赢得“铁流后卫”之誉。开国上将陈伯钧《长征日记》载：“十一月十五日（阴）。最后冲破敌人的封锁线。行军，由平和经枫树坳、两湾洞、两路司、蔡家湾、大山口、甘脚（岗脚）到黄茅，计程六十里……”从大山口翻山到岗脚，所经正是木奇岭！

　　这一天，岭上隘口两旁，站满了迎送红军的人流——一群老百姓与一群红军伤病员。他们捧出红薯、苞谷、青菜、大米——这可是红五军团急需的物资！这条山路上，走过了红五军团一万多名将士：军团长董振堂和政委李卓然走来了；第十三师师长陈伯钧和政委罗荣桓走来了；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和政委程翠林走来了——半个多月后血战湘江，程翠林牺牲于敌炮之下；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毅然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

　　7/ “粥先生”的家规

　　黄诗书说，11月18日清晨，段年明一行7人依约而来，头天下午，李伟祥特地告知乡亲们：伤员们痊愈了，明天要追部队去。段年明让多庆陪来送最后一次药，便与他的父亲及多书、位垓、位笑、亿传相约为红军归队送行。

　　收下药，李伟祥、廖运材与众人商量，决定为八座红军墓立碑作记号，刻下“红军”二字。待到革命成功了，好回来寻找祭奠长眠在此的战友。

　　一块麻石很快找到了。红军战士赵杰说，自己是江西瑞金人，在红军学校最先认识的就是“红军”两个字。他用刺刀在石头稍平整的一面，一刀一刀刻下了“红军”二字。

　　碑落成时，李伟祥、廖运材已写下一篇特写，记录乡亲们帮助红军的实情，留存给段年明，这便是段家四代珍藏的第二张红军字据，落款“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其中写道：百姓协助“拢（砻）谷斗（抖）米，搭草棚若（约）七十多平方米，另挖沙洞约三米宽、四米深，供官兵伤员休息疗伤；段年明老先生专心医治约六天；后有二十多名轻伤员李伟祥、廖运材、赵杰等已归部队，剩下八名重伤员无法挽救而壮烈牺牲，埋葬于木奇岭……当时到场人有：段多庆、段多书、段位垓、段位笑、黄亿传、黄家法等7人协助而成”。

　　在高高的花木吊籽大坪上，几十名红军官兵踏上归队征程，段年明一行依依相送。回眸凝望长坡窝地，众人相约将这儿称为“红军坂”。

　　这之后，段年明将两张字据放入竹筒中珍藏。他一生节俭，吃稀饭至新谷入仓，在乡间得绰号“粥先生”。1946年底，段年明病重临终立下家规：一不准兑换借据；二要每年为红军烈士扫墓。

　　2025年12月9日和2026年1月28日，湖南省博物馆两次组织专家对这批实物资料（字据和竹筒）进行实物鉴定和评估工作。

　　鉴定评估意见称“该套实物资料为20世纪30年代纸质和竹质制品，藏品保存状况良好，完整度较高，具有一定的历史、科学研究价值，符合展陈、保护和收藏需求。”

　　2026年春节后，郴州军分区来电，愿兑换那张借据。段元法婉拒：“曾祖父立过家规，借据不能兑。”

　　华章更序。木奇岭上，那红军坟，那红军碑，那两张红军字据，那军马铃铛……这些“长征记忆”，印证着一支人民军队与这片土地的血肉联系。而那些献出生命的红军战士，也终于有了被记忆、被追寻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