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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19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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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鲁迅

    《孔子问道》 蔡洪波据鲁迅《故事新编》创作

  朱正

  我专写鲁迅的书,有这么几本。

  最初一本写鲁迅的书,是1956年12月在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传略》。那时我没有看过多少人物传记,只看过一本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斯大林传略》,我就是拿这本书做范本来写的。《斯大林传略》每章开头只有个数目字而没有小标题,《鲁迅传略》也每章开头只有个数目字而没有小标题;《斯大林传略》没有写传主的婚姻和家庭生活,《鲁迅传略》也不写传主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我写这书的时候,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些当作我的“经典”,努力遵循。此外就是参考主流媒体(主要是《人民日报》《文艺报》等)讲鲁迅的文章,完全是一本人云亦云、绝无自己见解的书。总之,这本书完全没有写好。

  1980年2月,我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到年底这件事完了,我就着手来重写《鲁迅传略》了。我不再考虑大人物是怎么说鲁迅的,主流媒体又是怎么说的。我要按照自己对鲁迅的了解来写了。

  重写本于1982年9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名虽说还是《鲁迅传略》,其实完全是重新改写过的,字数也从原来的10万字增加到了20万字。比起旧本,新本增加了不少内容,比方说,加写了传主的私生活。他同朱安的婚姻,同许广平的爱情,都写了。他应厦门大学之聘,就是为了离开朱安,和为了同许广平的结合作经济上的准备。

  有些地方新本和旧本的说法完全相反了。例如传主在左联内部的实际地位。旧本只说了他是左联的领导者、左联的灵魂、是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统帅。而实际上,他在左联内部的争议却无一字提及。在新版中却写了这些,诸如因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开罪周扬,遭到了首甲(即祝秀侠)等四人联名反驳;林默(即廖沫沙)和绍伯(一说是田汉,田汉说是他的表弟)都发表文章展开文字论争。增加了这些内容,也才比较地接近了真实,比较像一本人物传记了。

  新版《鲁迅传略》出版之后,我又应人民出版社“祖国丛书”编者的约稿,写了一本《鲁迅》(1985年)。一本简略的小传,不到10万字。这本书后来又因为广东教育出版社的约稿,稍加修改,请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王得后兄编配插图,以《鲁迅图传》的书名出版(2004年)。这本书输出版权出了韩文译本。

  2008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30万字的《鲁迅传》,在自序中,我说:“我写的鲁迅单独一人的传记,算来已有4本了。可是没有一本是能够保存得下去的。我希望现在写的这一本能够保存下去。它比起我原先写的各本,进步是很明显的。这进步首先要归功于时代的进步。只说书中所用的资料,许多都是近年才出现的。”“在这些年里,又多读了一点书,增加了一些阅历,对鲁迅的一生事迹,自以为大体弄清楚了。拿这本书和1956年出的那一本对照来看,有些说法是完全不同了。”

  书前有刘再复兄的序言,他说:“这是一部真正的鲁迅史记,其史料之详实,旁证之完整,叙述之准确,方法之独特,前所未有。其人文价值、学术价值超过以往所有的鲁迅传,尤其是史实部分,更是鲁迅研究界多年考证成果的集大成者。我确信,这是一部最可靠、最可信、最可读的鲁迅传记。”这本书同时以《一个人的呐喊》的书名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印了两万册。不久我把版权转移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到今年7月,共印刷了14次,累计印数78000册。

  我第二本写鲁迅的书,是197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回忆录正误》。这是我看了许广平那本《鲁迅回忆录》,发现她的书中部分回忆细节存在史实出入,才决心写这本考证性质的书的。这部书稿曾经得到冯雪峰、孙用两位前辈的指教和鼓励。胡乔木看了这本书,他在1984年7月25日给教育部《关于筹办编辑专业的报告》的批示中,谈及编辑学教材问题的时候,提出了几种“亦可资参考之用”的书籍,其中就有姜德明兄的《书叶集》和我的这一本。2013年我儿子朱晓把这书拿到海南出版社以“被虚构的鲁迅”为书名出过修订版。后来我把这本书的版权也转移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出了个很好的增订版。

  我第三本写鲁迅的书,是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管窥》。这是我看了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选集》以后写的。我曾经把书稿寄给叶圣陶先生请教过。出版以后曾经有读者来信批评,说是书中不见鲁迅手稿,只有我的管窥,似乎上了这个书名的当。2005年这本书改名为《跟鲁迅学改文章》在岳麓书社出版的时候,我就把鲁迅的手稿影印加上去了。

  这以外我还在2001年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鲁迅论集》,是我关于鲁迅的单篇文章的合集。2006年我调整了一些篇目,书名改为《鲁迅身后事》,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2007年我再次调整了一些篇目,书名改为《鲁迅的一世纪——朱正谈鲁迅》,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鲁迅三兄弟》,这本书原来是2003年应东方出版社的约稿,为他们的“20世纪著名人物群体传记丛书”写的,原书名《周氏三兄弟》,后来我略加修订,于2010年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前两年文化发展出版社问我要稿子出书,我就把这本书给他们,今年印出来了。

  2006年,我和邵燕祥兄合著的《重读鲁迅》在东方出版社出版,我在《后记》中说:“我的想法是:书中不仅要收入他那些最精彩的、我历来爱读的文章,像《春末闲谈》《灯下漫笔》《记谈话》《隔膜》《漫与》等等,希望今后的青年读者也同当年的我一样,从它们得到知识,得到启发,得到鼓舞。另一方面,也收入鲁迅的存在历史局限的几篇。让读者既看到鲁迅的贡献,也看到他所受的局限,为什么智者如鲁迅,也偶有见事不明的时候。”舒芜也看好这本书,他在网信中说:“其实《重读鲁迅》中的义理,仍然建筑在考据的基础上。例如关于民权保障同盟的考证,就非常精确可佩。他是以完全崇拜鲁迅起步,而现在能够这样平等对待鲁迅,能够这样申鲁迅之是与正鲁迅之非并举,尤其可贵。”

  2010年我在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鲁迅的人脉》,书中收了写鲁迅与夏震武、陈独秀、傅斯年、曹聚仁等许多人物交往的几篇文章。其中《鲁迅与他的三个美国朋友》一篇,写史沫特莱和伊罗生的时候,引用了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后来我又加以补充修订,以《鲁迅的人际关系》书名2015年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本书也输出版权出了韩文译本。

  因为写鲁迅,我延伸到研究中国革命史、共和国史,关注鲁迅的交游在新中国的动态,于是又写了相关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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