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瑞

　　新大众文艺的崛起，让今天的中国文艺版图熠熠生辉，也为我们提出了亟须回应的研究课题。湖南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卓今教授《劳者歌其事：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一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新大众文艺现象的学术著作。该书回应了数字时代的一系列核心命题：创作主体的下沉、评价体系的重构、算法伦理的介入以及劳动者自我表达意识的觉醒。作者独创性地提出了“链式叙事”“准主体”“众在文学”等概念，理论建构与个案分析并重。

　　该书有三个突出的亮点。第一，深度阐释“新大众”。作者提出，大众是一种由技术、政治和文化建构的共同体。算法与平台已成为拥有阐释权和生产权的准主体，传统精英与大众的二分法由此失效。第二，鲜明的跨学科自觉。作者打破学科壁垒，革新研究方法，将传统文学批评与计算分析相结合，借助LDA主题模型、蒙特卡罗模拟等严谨的技术分析，实证地考察了AI在情感计算与叙事归纳上的能力边界，并通过熟悉计算思维的方式，对AI写作展开有理有据的反思。第三，充满灵韵的个案评析。劳动者星丛篇中，作者对分不清“人生长恨水长东”的范雨素、泥土里长出来的清溪村农民文学、从尘埃里仰望星空的皮村新工人文学等的细析，带着体温与锋芒，透视着一个个真诚的灵魂。这种对艺术痛感与喜乐的体认，构成了对AI写作的反诘，有力地证明了文学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该书深入探究了新大众文艺发展中兴起的人机共生体问题。实质上，人机共生是21世纪一种典型的时代特征，甚至可以说是时代症候。这一症候主要表现为时间压缩，边界消解，归根结底是对“快”的极致追求。快节奏的生活、工作，一切都被要求尽快完成，世界以忙碌为荣。技术加持下，个体仿佛都化身为蝙蝠侠，拥有了超级外挂。人机共生体的兴起，正是这一社会症候的折射。那么，这个新主体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它？康德早已指明，人的认知活动离不开外在媒介。卓今在书中提出，以往的媒介形态只有简单的单向交互和有限反馈。而进入数字时代，记忆的外化、算法的递归，使机器成为认知的主动参与者。因此，数字时代的主体，其实是生物脑与搜索引擎、数据库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构成的认知组合体。

　　从理论上看，对于人类来说，这确实像一种“增强”，一种可被视作心智外挂的超级辅助装置。但如果从哲学思辨落到现实肉身，问题就变得复杂。是否人人都能成为蝙蝠侠式的高阶行动者？当前国内外已有研究表明，对比有AI辅助与无AI辅助条件下的大脑整体活动，长期依赖AI工具会导致认知参与度下降、主动思考意愿衰减，甚至对神经可塑性产生不可逆的改写影响。AI对人类的反向驯化是一种精准的筛选机制，个体的喜好、表达、写作风格，被层层收编，最后直指人类思考权的剥夺。

　　实际上，共生状态让人处理具体工作时更快，但并没有使人变得更有深度、更有判断力。你依然是你，只是技术把人需要亲历钻研、反复内化方能形成的“属己之识”，置换为公共的、外在于个体的“他者之知”。技术制造范本，帮人类建立客观标准，让你对全然陌生的领域也能快速通识。如果人类把认知全部寄托在这个范本身上，就始终缺少亲身经验，无法在反复实践中建立起直觉，也就成不了那个领域的专研者。

　　该书其实在追问一个根本问题：现在我们如何再谈文学的价值？当我们想要重估文学价值的时候，说明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写作的问题甚至是危机。这一危机表面源于对技术性依赖和主体性消解的焦虑，实质却是写作动机的异化，即写作沦为完成指标的绩效化操作。在劳动者的文化实践中，我们触摸到了真诚的、鲜活的、跃动的生命气息。“劳者歌其事”——劳动的人歌唱他的劳作，痛苦的人抒发苦痛，喜悦的人记录欢悦。既然AI写得比很多人都好，并且有很多方式能让人获得即时的愉悦，那么劳动者为什么还要拿起笔？我想，“想写”比“写什么”“怎么写”更重要。写作不能被绩效化，否则就失去了文学存在的理由。这是我们今天积极关注新大众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切有价值的文学，都应产生于“不得不写”的冲动。无论是搞文学创作，还是做文学研究，应当有作为身体的抵抗，即以强大的定力与绩效机器保持一定的距离，回归本心。“纯”的写作自觉，是我们直面数字时代的行动武器。唯有如此，才能重新建立起良好的写作生态。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