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航

　　在通道转兵纪念馆，玻璃展柜角落里，一盏马灯静静地立着。

　　灯身锈迹斑驳。玻璃罩上，烟熏旧痕明显，一圈一圈。灯芯处，焦黑余烬蜷在灯嘴里，枯瘦，寂静。

　　我在通道侗族自治县文联工作两年多，隔三岔五就要陪各地朋友往通道转兵纪念馆跑。每次走进展馆，我都会在马灯前驻足片刻。在一众馆陈物品中，这盏马灯并不起眼。它就那样立着，不言不语。

　　这盏马灯，是芋头侗寨杨正益老人捐的。马灯背后，藏着一段红军故事。

　　莽莽大山中的小小通道，竟在一九三四年迎来了中央红军。也是在这里，召开通道会议，完成西进贵州的通道转兵。通道，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支红军部队西进贵州，经过芋头侗寨。那年，杨再能还是一个后生。红军来了，寨民纷纷躲上山。他留了下来。红军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用点米、烧点柴，都留下银圆。他心想，这支队伍，不一样。他主动挑担，领着红军翻越太平山。穿遮天密林，过如线石径，直送到贵州边界。天黑透了，红军首长不放心他一人走夜路，硬塞给他一盏马灯。微光如豆，温暖着那个寒冬夜晚。

　　杨再能把灯带回家，也把一份念想种在心里。他临终时，把灯交到儿子杨正益手上：“去当兵，做红军传人。”杨正益十七岁参军，当兵五年，是炮兵。退伍后任教，在课堂上教孩子们唱红军歌。他儿子杨标，十八岁入伍，曾被评上过“优秀士兵”。

　　这盏马灯，杨正益珍藏多年，一九七三年捐献给政府。通道转兵纪念馆开馆，一盏马灯的故事在其间回荡。

　　其实，历史上先后有三路红军过境通道。给红军当向导带路的，远不止杨再能一个。

　　李仲真，皇都侗寨人，前前后后给红军带过三次路。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红七军从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出发，路经通道，李仲真带过一程。一九三四年九月，红六军团西征，他又当过一次向导。三个月后，中央红军主力来了，他第三次站出来。李仲真心向革命，在红七军留下的共产党员杨保来带领下，走上了进步道路。一九五一年，李仲真在剿匪中倒下，成为通道山里另一座路标。

　　红六军团过通道那年，杨保来、李仲真等到绥宁边界迎接红军。红军进入小水时，国民党军中有一上等兵，是小水本地人，专拣小道抄近路拦截。红军被截成两部。李仲真等人带领红军翻过大坡界，摆脱敌人追截。小水战斗中，断后红军战至弹尽路绝，八名战士纵身跳崖，英勇牺牲。

　　还有流源。中央红军长征那年十二月，自广西翻山越岭，进入通道，在流源宿营休整。一九五〇年冬，流源村的圣宫学堂里开过一场座谈会。几十个当年亲眼见过红军的村民围坐一起，你一句我一句，把红军过流源的故事一点点还原出来。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清晨，住在杨通旺家的一位红军首长找到他：“老乡，找两个信得过的人，要熟悉走本地道路的，明天早晨在三角坪等我。”杨通旺连夜出门，把杨通提、杨光慈叫了来。第二天清早，杨通提、杨光慈领着红军出了寨子。回程路上，他们遇上后续的红军队伍，二话没说就上前帮着抬担架。到了地头，部队实在没现银，便给他们打了凭证，说日后凭此兑付。

　　这些带路的侗族百姓，那时并不知道，他们领着的，是一个民族的命运。

　　住在流源圣宫的，是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德住在不远的桂花香学堂。十二月十二日凌晨，红军破译了国民党密电。二十万敌军已在靖州、会同、洪江一带布下口袋阵，等着红军往里钻。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灯下密谈：必须开会，不能再去湘西！

　　在恭城书院召开的通道会议，毛泽东参加。李德坚持原方案，博古不表态。毛泽东挺身陈情，力主转兵向贵州，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支持。

　　当天傍晚，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全军西进贵州。

　　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向导，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率领三万多名疲惫的红军，在绝境里找到了一条生路，从此走上革命胜利的通天大道。

　　又一次站在这盏马灯前，我心如潮涌。人们举起了手机和相机，对着马灯，咔嚓声此起彼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