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谭思敏 朱晓华 陈丽斯

　　暮色四合，沧海如墨。1901年，太平洋上，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异乡的梁启超独立船头，看惊涛奔涌，听海鸥声声，遂以笔铸剑，将半生颠簸、一腔赤忱，融入《自励》诗中。百余年后，其中两句化作苍劲墨痕，静悬于他天津旧居书房“饮冰室”——

　　献身甘作万矢的；

　　著论求为百世师。

　　2025年深秋时节，《楹联中国行》栏目组循着联语，踏着晨曦，穿越百年时光，推开天津梁启超纪念馆的棕色门扉。馆长徐燕卿立于斑驳的光影中，为我们启封这副摘句联背后的山河岁月。

　　1.其行烈烈，甘作万矢之的

　　“此联是梁先生精神的凝铸，亦是他一生践行的誓词。”徐燕卿沉静的讲述，仿佛推开一扇厚重的历史之门。

　　“‘万矢的’，意为万箭所指的靶心，喻指众矢之的。”徐燕卿引导我们参观展品，徐徐讲解，“上联七个字，力透纸背，刻画出梁启超投身时代洪流的惊心侧影——一个甘愿将自己置于乱箭齐发之地，以血肉之躯承受历史之重的志士形象。”

　　大多数人识得梁启超，始于历史书上“戊戌变法”的章节。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他一生为挽救家国命运披荆斩棘。

　　1895年，北京城春寒料峭。上千举人聚集都察院前，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年仅二十二岁的梁启超慷慨陈词，“公车上书”如一道闪电，劈开近代中国黑暗压抑的夜空。

　　他疾呼变法，主张直指封建体制核心，成了守旧势力猛烈攻击的“靶心”。变法失败后，他遭清廷通缉，流亡海外，仍通过《新民丛报》等阵地持续呐喊，唤醒沉睡的国人。展柜中那册泛黄的《公车上书记》，见证了他如何登上历史舞台；墙上横跨半个地球的行程图，铭刻着他孤寂的流亡足迹。

　　虽屡遭劫难，孤勇未改。1915年，袁世凯显露帝制野心，梁启超拒绝二十万银圆的收买与武力胁迫，毅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文成为护国运动的讨袁檄文。此后又起草讨伐张勋复辟的通电，字字铿锵，掷地有声。

　　在思想、学术、教育等诸多领域，他同样屡次主动踏入争议的旋涡。“最可贵的，在于一个‘甘’字。不是被动承受，而是主动担当！”徐燕卿感叹，“从变法到护国，他以身为‘箭靶’，屡次以决绝之姿与当权者背道而驰。”他清醒地选择了最艰难的道路，以承受当下的万箭穿心，来换取社会前进的方寸之地。

　　2.其志昭昭，求为百世之师

　　“如果说上联是他勇毅行动的写照，下联则是他文化使命的庄严宣言。”徐燕卿认为，此联道尽了梁启超深沉恒久的追求——不仅做当世的思想先驱，更求通过著述与教育，泽被后世，成就“百世师”的宏愿。

　　“百世师”语出《孟子》，“圣人，百世之师也”。梁启超以此自期，非为虚誉，而是源于他对启蒙与传承的深刻洞察。戊戌变法失败，他痛感“民智未开，则变无由成”，遂将重心转向“新民”伟业。在《新民说》中，他断言：“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此论断，奠定了他此后二十余年笔耕不辍、教书育人的基石。

　　梁启超的“著论”，体现在他浩如烟海的文字中。其一生著述逾一千五百万字，涵盖政治、历史、文学、哲学、教育等诸多领域，堪称近代百科全书式的巨人。若以其17岁中举至56岁病逝约四十年计，平均每日伏案写作逾千言。

　　这些文字中，《新民说》《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影响尤为深远。他开创性地将西方学术方法引入中国人文研究，在史学领域擎起“新史学”大旗；在文学领域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其“新文体”平易畅达，杂糅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一时风行天下。

　　“百世师”更体现于他的教育实践中。他倾力构建教育救国体系，先后执教于时务学堂、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培养了蔡锷、徐志摩等一代英才。在清华，他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并称“四大导师”，倡导“中西融汇、古今贯通”。其言传身教，更造就“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家教传奇……

　　“尤为可贵的是，梁启超对中华文化的深研，始终贯穿着‘何谓中国’‘中国向何处去’的终极追问。”立于饮冰室藏书柜前，徐燕卿轻声解说。在相关著作中，他提出以中华文明“调和”现代性，主张文明互鉴，此种文化自觉在“全盘西化”声浪中尤显卓识与定力。

　　步出饮冰室，环顾这栋罗马柱与拱券窗勾勒的白色建筑，意式风情扑面；庭院中数株石榴，累累红果压弯枝头，中式意趣盎然。梁启超融贯中西的思想境界，在此刻被我们真切感知。

　　3.其心皎皎，永系家国之情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采访当日，恰逢天津市泰达实验学校的学生来馆研学。等候间隙，孩子们在前坪齐诵《少年中国说》，童声清越，激荡人心。

　　驻足石榴树下，望着这群朝气蓬勃的少年，徐燕卿感慨万千：“从‘变法先锋’到‘学术巨擘’，梁启超的人生轨迹始终与此联精神内核同频共振。而支撑他毕生坚守的核心动力，便是那腔至死不渝的爱国赤忱。”

　　作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主将与君主立宪制度的倡导者，无可讳言，梁启超的思想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他一生投身于救亡图存、力推社会革新，始终将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作为人生追求，彰显了一名爱国者的本色。梁启超曾直言：“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正是这份滚烫的爱国情，让“少年强则国强”的呐喊如黄钟大吕，穿越百年。他笔下“红日初升，其道大光”的“少年中国”，承载着他对于民族新生的全部热望。

　　他的爱国，绝非书斋中的慨叹，而是在民族命运的每个危急关头，都将自身化为行动与思想的双重“火种”。

　　其爱国之“行”，是屡败屡战、百折不回的政治实践。变法失败流亡海外，他将《清议报》《新民丛报》化作远隔重洋的“精神炮弹”，持续向国内输送新思想；护国战争期间，他冒险潜入广西，策动反袁；晚年退出政坛，他仍为收回青岛主权而奔走疾呼；即使病榻之上，他所念仍是未竟的《中国通史》——他将著史本身，视作建构民族精神、重铸国魂的千秋大业。

　　其爱国之“言”，是灌注于千万文字中的清醒自觉与炽热情感。他最早系统阐释中华民族概念，为古老文明注入现代认同的基石。这份大爱，促使他既猛烈批判国民性积弊，主张“新民”；又坚定守护文化主体性，倡言以中华文明“补助”世界。他在《痛定罪言》中的自白，可谓一生写照：“吾侪自问：是否有一毫私意夹杂其间？是否纯然为国家前途起见？”

　　徐燕卿认为，正是这份超越个人荣辱与学派之争的大爱，让梁启超能在“流亡者”的屈辱中坚守、在“善变”的争议里前行——因为所有方向的选择，都校准着“救国”这个唯一的罗盘。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童声朗朗，穿越百年风云。此刻，饮冰室的暖阳、少年们朝气蓬勃的身影，与历史上那簇不灭的星火，仿佛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温暖共振。

　　记者手记

　　生与死：两种勇气的对话

　　朱晓华 谭思敏

　　年少时初学“戊戌变法”，曾对谭嗣同的“慷慨赴死”与梁启超的“东渡求生”心生困惑，似觉一者壮烈，一者犹疑。而今，静立于饮冰室这副楹联之下，凝视“献身甘作万矢的”七字，方恍然惊觉：二者的人生，原是同一枚勇气勋章的两面。

　　谭嗣同以生命为烛，于最黑暗处轰然点燃，让麻木的时代感知切肤之痛，以最决绝的“无我”完成警世。梁启超却选择背负“苟活者”的箭矢与误解，在长达三十余年的笔战、流亡与孤愤中，将自己锻造成一支不息的火炬。若说谭嗣同是划破夜空的雷霆，以其粉碎照亮深渊，梁启超便是那场浸润后世的长雨——他主编报刊、启迪民智、构建“新民”学说，在看似妥协的生存中，进行着更为漫长、更为坚韧的抗争。

　　刑场上那抹残阳，与饮冰室书桌前不灭的灯光，同样照亮过中国最晦暗的苍穹。一个民族的觉醒，既需要殉道者以血荐轩辕，用生命点燃革命的引信；亦需要传火者以笔为犁，在精神的荒原上默默播种——他们皆是以自己的全部生命，向一个民族的未来，交付出最为赤诚、同样崇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