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章勇

　　整理书房时，不经意间手指触到一本旧书，是周涛先生的散文集《山河判断》，书脊已经有些松动，页面也有些发黄了。我便把那本书抽出来，搁在桌上，书页自动翻到我用笔注解的那一页，页面空白处记录着与周涛先生的一段往事。

　　1999年，我从军校毕业不久，被抽调到新疆阿克苏军分区政治机关工作。那时我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愣头青，肚子里装着几本军事理论书，笔下却还生涩得很。记得第一次见到周涛先生，是在政治部的走廊上。他那时代理军分区副政委。只见他肩宽背阔，身材高大如胡杨，眉宇间沉淀着天山雪峰的深邃，走路时微微低着头，像是在思索什么。我向他敬礼，他抬头笑笑，眼角挤出几条皱纹来。

　　我对周涛先生的第一印象是，这位作家领导毫无架子，与人们称他为“狂涛”的形象怎么也联系不起来。他待我极和善，每次我呈送文件去，总见他在看书，或是望着窗外思索。阿克苏的窗外，无非是些白杨树，再远些便是戈壁滩了，不知有什么好看的。后来我才明白，他看的不是风景，是风里的骨头。

　　第二年，我壮着胆子拿了一篇稿子给他看。那是我写的一篇关于边防军嫂的小故事，自以为写得不错，却不知究竟如何。周涛先生接过稿子，一字一句地读起来。办公室里极静，只听见他翻纸的沙沙声。我站在一旁，手心里全是汗。

　　“思想，”他突然开口，“写文章要有思想。新疆的文章，要像新疆的胡杨和土地一样，有骨头。”他说着，用钢笔在我的稿子上划了几道，又添了几行字，说，“标题就叫‘殷殷军嫂情’吧！”我凑近看，那字迹刚劲有力，像是戈壁滩上倔强生长的红柳。

　　后来那篇稿子登在了《新疆都市报》和《阿克苏报》上，是我的处女作。报纸送来的那天，我捧着看了又看，周涛先生改过的地方，油墨似乎格外黑些。要说我的文学种子，大概就是从那一刻播下的。

　　周先生回乌鲁木齐后，我曾专程去看过他一次。他的书房里堆满了书，桌上摊着稿纸，写了一半的文章，墨迹还未干透。他请我喝茶，我们聊起阿克苏的往事，他忽然说：“你那篇写边防军嫂的文章，其实不错，就是太像文章了。”

　　我不解其意。他解释道：“文章像文章，就假了。要像说话却又胜过说话，既要有思想和情感，还要有温度和劲道。”

　　如今，周涛先生已离世几年了。我翻开他的散文集，那些文字果然不像“文章”，不仅亲切得像是坐在你对面说话一般，而且雄浑豪放、诗意盎然、质朴深沉、哲思隽永，边疆风情浓烈。窗外，阳光灿烂，我想起了阿克苏的戈壁滩，想起他说的“新疆的文章要有骨头”。

　　骨头，是的，他的文章有骨头，他用铁血散文铸就了山河气魄，他用军人的血性、哲人的目光，让汉字在边疆长出了野性的筋骨，开创了“新边塞诗”流派。他的人也有骨头，现在这些骨头化作了灰，埋在黄土里，而他的字还活着，长在了我的心里，也长在许许多多人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