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小平

　　秋日，我又一次踏上了邵东九龙岭镇新庵堂村的青石板路。依山傍水的“凹”字形院落静静伫立，前塘鱼跃，后岭松青，这座清同治五年（1866年）始建的砖木老屋，正是人民音乐家、《游击队歌》作者贺绿汀的故居。风掠过院角的老桂树，恍惚间，又把我拉回到了30年前与贺绿汀先生那通短暂却难忘的电话时光里。

　　贺绿汀先生晚年总牵挂着故乡的发展。作为老新四军战士，他与邵东文化馆的张克刚结下了忘年交，张克刚曾是我党湘中支队的地下交通员，同为邵东老乡的缘分加上共同的革命经历，让先生对他格外欣赏与信任。改革开放后，张克刚先后十几次赴上海探望、采访先生，每次都能得到先生的热情接待。那时我任邵东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兼电视台台长，张克刚每次从上海回来，总会到我的办公室，把他和先生会面的细节、带回的资料细细讲给我听、拿给我看。

　　1995年秋的一天，刚从上海回来的张克刚兴冲冲地告诉我，他这次跟先生特别提起了我，说我也在收集先生的一些资料。随即他拨通了先生家的电话，将听筒递到我手上。“您好，贺老！”因激动与紧张，我握着听筒的手有点轻颤，而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十分亲切随和的声音，没有半点架子。先生笑着邀我：“下次到上海，欢迎到我家里坐坐。”我也连忙恳请他回故乡看看，电话那头，先生的笑声顿了顿，带着几分无奈：“我也想啊，可年纪大了，走不动了呀。”末了，他又叮嘱我：“要是有家乡现在的影像资料，让克刚下次带来给我看看。”

　　如今再次站在先生故居的铜像前，他温和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萦绕。这位从未扛过枪的战士，当年却以笔为武器，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写下了震撼人心的《游击队歌》。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4岁的贺绿汀加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组建的救亡演剧队，随队赴南京、武汉等地演出，最后到达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八路军正在开展游击战，依托山地丛林灵活打击日军。办事处主任彭雪枫热情接待了贺绿汀一行，并向他们介绍了八路军抗战的情况，还带他们参观了当地由缴获日军武器组建的炮兵团，贺绿汀深受触动。

　　回到临时住处后，贺绿汀辗转反侧，八路军游击队伍的各种画面在脑海里闪现。一天晚上，同屋的戏剧家欧阳山尊外出，贺绿汀在老乡家的土炕上，借着油灯，以小军鼓的节奏为灵感，先写出了旋律，然后填上歌词，一夜之间完成了《游击队歌》的创作。1938年年初，在八路军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这首歌进行了首演，由贺绿汀亲自指挥，欧阳山尊吹着口哨当伴奏，歌声让大家深受感染。此后，“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旋律，像战鼓般响彻神州，激励着无数军民奋勇向前。

　　而贺绿汀的音乐成就，远不止《游击队歌》。他创作的《牧童短笛》《摇篮曲》等作品，以灵动旋律勾勒生活图景，成为中国现代音乐的经典；还曾为《风云儿女》《马路天使》等经典影片配乐，用音乐为时代叙事；在音乐教育领域，他更是贡献卓著，深耕不辍，推动着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体系的发展。

　　贺绿汀的童年，便是在这老屋中度过的。他出身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农村家庭，父亲贺延龄是个朴实的农民，母亲则操持着家务，日子虽清贫，却从未亏过他读书。六岁时，先生便跟着私塾先生识字，后来又进入本地的高等小学堂。那时学堂里有架旧风琴，每当课后，他总忍不住凑过去，摸着琴键琢磨音调，谁也没想到，这份对声音的好奇，会在日后生长成支撑民族精神的音乐力量。

　　后来他离开家乡，赴长沙、上海求学，再到赴法国深造，一步步探寻音乐的真谛。可无论走多远，故乡的山水总在他心里。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放弃国外的优越条件，毅然回国投身救亡运动，用音乐传递抗争的决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虽身居高位，却始终惦记着家乡的教育与文化发展，多次托人打听邵东的变化。

　　夕阳透过故居的木窗，洒在先生用过的旧书桌、乐谱架上。桌上还摆着他当年修改乐谱的钢笔，笔杆早已磨得光滑。我轻轻抚摸着桌沿，仿佛能看到先生伏案创作的身影，他写的是音符，藏的却是对祖国、对故乡最深沉的爱。

　　八十年光阴流转，抗战的硝烟早已散尽，但先生用音乐铸就的精神丰碑，仍在这片土地上熠熠生辉。我知道，先生的故事，定会和他的音乐一起，永远被国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