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根据WHO（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的统计，全球有约10亿人患有精神疾病，占全球总人口的13%，这相当于每8人中就有1人遭受精神疾病的折磨。

　　如何打破精神疾病污名，了解精神疾病真相？阅读译林出版社“医学人文丛书”第14册《从弗洛伊德到百忧解：精神病学的历史》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前主席杰弗里·A·利伯曼。作者在书中一语道破了精神病学最后的敌人——病耻感。他认为，只有破除大众对精神疾病的误解，消弭社会对患者的污名，那些躲在角落的受苦之人才会愿意走出家门，求医问药，这也正是利伯曼写作此书的目的所在。

　　利伯曼

　　我很幸运，我亲历了我所从事的医学专业历史上最急剧、最积极的巨变，我见证了它从精神分析派的异教逐步转变为基于大脑的医学科学的过程。

　　40年前，我的表妹凯瑟琳因患精神疾病需要接受治疗，我避开了当时最负盛名、最成熟的精神病院，担心它们可能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放在今天，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她送进任意一家大型医疗机构的精神科。作为一名既有临床护理一线经验又有精神病学前沿研究经历的医生，我目睹了势如破竹的进步改变了精神病学……但不幸的是，不是人人都能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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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代人前，精神疾病治疗中最大的障碍是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诊断标准不可靠，精神疾病理论僵化。如今，最大的障碍不是科学知识的鸿沟或医学能力的不足，而是精神疾病的社会污名。不幸的是，历史上精神病学历经了种种失败，被视为不受欢迎的医学继子，如今这个污名已站不住脚，但还是留存了下来。

　　在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精神疾病仍然被视为耻辱的标志，患者仿佛被戴上了“疯子”“神经病”“脑子有毛病”的标签。想象一下，如果你受邀参加朋友的婚礼，却突然抱恙。你更愿意说你是因为肾结石……还是因为躁狂发作，所以去不了？你是宁愿道歉，然后以腰部扭伤为借口……还是说你恐慌发作了？你是更愿意说自己得了偏头痛……还是说自己因酒醉而难受？

　　我几乎天天都会遇到这种羞耻和敏感的例证。来我们精神科看诊的许多患者宁愿自掏腰包，也不愿走医疗保险，因为他们担心被别人知道。还有一些患者不去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精神科门诊看病，也不愿去纽约州精神病学研究所找我看诊，而宁愿去没有任何医学专业标识的私人诊所。很多患者经常从南美、中东或亚洲飞到纽约找我们看病，为的就是确保本国没有人会发现他们在看精神科医生。

　　几年前，我在曼哈顿市中心的一场午宴上发表了一次关于精神疾病的演讲，为精神病学研究筹集资金。随后，我四处走动了一下，同参加活动的人寒暄。这些聪明、成功、外向的人都是萨拉·福斯特请来的，她是一位社交名流，她儿子患有精神分裂症，在高三那年自杀。他们品着清炖三文鱼，啜着夏布利干白，公开赞扬萨拉为提高公众对精神疾病的认识所付出的无私努力——尽管他们之中没有人承认自己有跟精神疾病打交道的直接经验。事实上，他们对精神疾病的看法就像看待苏丹的种族灭绝或印尼的海啸一样：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公众关注，但与赞助人自己的生活相去甚远。

　　几天后，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位参加者的电话，她是一家出版公司的编辑，问我能否帮帮她。她好像对工作提不起兴趣，难以入眠，经常变得非常情绪化，甚至还会哭泣，她问我她是不是在经历中年危机。我同意见她，最后我诊断出她患有抑郁症。但在约定与我见面之前，她坚持要我完全保密，并补充道：“请你别跟萨拉说这件事！”

　　次日，我接到另一位参加者的电话。这位女士在一家私募股权公司工作，她20多岁的儿子从研究生院辍学，出来创业，她很担心。尽管她赞赏儿子的创业精神，但这款旨在消除世界贫困的新软件是他在一段行为古怪、失眠的时期构思出来的。经过评估，我的初步怀疑得到了证实：她儿子正处于躁狂发作的初期阶段。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接到了更多萨拉邀请的参加者的电话，他们为有成瘾问题的配偶、有焦虑症的兄弟姐妹、患有痴呆症的父母、有注意力问题的小孩和仍然住在家里的成年子女向我寻求帮助。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加萨拉午宴的客人中有半数联系了我，其中还包括作为活动举办地的餐厅的老板。

　　这些人都受过教育，见多识广，能够负担得起最好的健康护理服务。要是呼吸困难或长时间发热，他们可能会向私人医生寻求帮助，或者至少会找最好的转诊医生。然而，精神疾病的污名让他们一直竭力避免寻求医疗帮助，直到后来在社交场合碰巧遇到一位精神科医生。令人吃惊的是，他们都是应朋友之邀来参加那场筹款活动的，这位朋友致力于提高公众对精神疾病的认识——但他们之中谁都不希望萨拉知道自己的问题。

　　现在，终结污名的时机终于到来了——而且，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