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彬彬 杨甜甜

　　在两汉思想史研究中，王充及其著作《论衡》始终是绕不开的重要议题。长期以来，学界多聚焦王充“科学精神”“反迷信”特质，或将王充的思想简单标签化为“唯物主义”，却对其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关注不足。青岛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马小菲博士的新著《济世与利己——王充以“疾虚妄”为中心的思想世界》（以下简称《济世与利己》）于202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东汉思想家王充的生命史与思想发展为脉络，通过对《论衡》文本的细致解读，深入剖析王充“疾虚妄”背后的“济世”与“利己”的双重动机，为理解这位东汉思想家提供了全新视角。

　　全书除绪论与结论外，共分六章：第一章梳理西汉后期至东汉初的思潮变迁，为理解王充思想提供时代背景；第二章考证王充生平与《论衡》创作历程，还原其作为地方士人的真实处境；第三至六章分别围绕“命”“天人感应”“鬼神”“人才”四大主题，分析王充思想的核心内容与动机。在“论命”部分，马小菲指出，王充的命论不仅是对宇宙秩序的思考，更暗含为自身怀才不遇辩解的意图；“论天人感应”章节揭示，王充对灾异与祥瑞的态度差异，实则反映其既批判虚妄又试图“为汉平说”的复杂立场；“论鬼神”部分展现其以自然主义解构民间信仰；“论人才”章节则凸显王充对文儒价值的强调，实为其求仕心愿的直接表达。全书最终指向一个核心命题：王充如何在儒家理想与个人现实利益之间艰难平衡，这一矛盾恰是东汉地方士人思想风貌的典型缩影。

　　《济世与利己》提出，王充的“济世”与“利己”双重动机，是理解王充思想的关键，也是对东汉地方士人生存困境的折射。作者通过分析王充的仕宦经历与思想演变，揭示了这一双重性的深层根源。从社会结构看，东汉初年虽崇儒学，但仕途仍为世家大族垄断。王充“细族孤门”的出身，使其难以通过正常途径晋升，这种结构性困境催生了其对“命”的强调——将个人不遇归之于“命”，既是对现实的无奈接纳，也是一种精神防御机制。从思想传统看，西汉后期以来“尚知求真”风气与“现实主义回归”的思潮，为王充提供了思想资源。他既继承了儒家“移风易俗”的理想（济世），又吸收了黄老“自然无为”的观念解构神秘主义，同时在个人仕途受阻后转向学术言说以寻求价值（利己），形成了多元思想的融合。从个人经历来看，洛阳游学的经历使王充认同儒家理想，而长期担任地方属吏的现实，又让他深切体会到基层社会的复杂与个人利益的重要性。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碰撞，直接塑造了其思想的双重性。

　　《济世与利己》的一大特色是对《论衡》文本的深度挖掘与对史料的辩证运用。一方面，作者充分利用《论衡》中《自纪》《对作》等篇章的自述性内容，梳理王充的人生轨迹与创作动机。如通过“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的记载，佐证其“博览百家”的知识来源；以“仕数黜斥”的经历，解释其命论思想的现实根源。这种将文本与生平互证的方法，增强了论证的可信度。另一方面，作者对史料保持必要的警惕。例如，针对《论衡》中对“颂汉”的强调，作者并未简单视为王充的真心认同，而是结合东汉初年的政治环境，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避祸”与“求进”考量，揭示文本背后的复杂意图。另外，作者广泛征引《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传世文献，以及出土简牍、汉墓画像等考古资料，将王充思想置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中进行考察。如结合东汉“通人”群体兴起的社会风气，解释王充“博览不守章句”的学术取向；通过汉墓中的鬼神图像，佐证当时民间信仰的盛行，从而凸显王充批判思想的针对性。

　　《济世与利己》一书还原了王充作为地方士人的真实面貌，为理解东汉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提供了典型个案。它更启发我们思考：在宏大的思想史叙事中，如何兼顾个体的复杂性；在“道”与“势”的张力中，古代知识分子如何实现精神突围。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于推进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该书仍存在少数可商榷之处。例如，对王充“济世”与“利己”思想的划分在部分章节略显模糊，部分论证依赖推测（如王充“颂汉”的真实意图），需要更多史料支撑。但总体而言，该书逻辑严密、史料翔实，是王充和《论衡》思想的一部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