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为薇

　　晨雾缭绕中，我们的航拍无人机掠过秦岭，飞越渭水，直抵岐山。当镜头落在一片青瓦飞檐的建筑群上空，周公庙，到了。

　　在这座为纪念周公旦修建的古庙里，有一幢乐楼。从乐楼南面“飘风自南”的匾额下穿堂而过，再一转身，一副楹联在晨光中清晰可见：“制大礼作大乐并戡大乱大德大名垂宇宙；训多士诰多方兼膺多福多才多艺贯古今。”

　　这副清光绪年间岐山举人冯拱辰所撰的三十四字楹联，好似一卷展开的竹简，清风徐徐间，缓缓露出礼乐文明的原始刻痕。

　　五“大”定乾坤：礼乐制度的奠基者

　　周公（生卒年不详），姓姬名旦，系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之弟。因采邑在周，故称周公。一提到他，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周公解梦，实际上，这位让孔老夫子都顶礼膜拜的先圣，堪称中华古文明的“总设计师”。不信，请先看上联的五“大”。

　　“这五个‘大’字，是历史上对周公最精炼的点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邓锐，吟读上联，侃侃而谈。

　　居楹联之首的“制大礼”“作大乐”，彰显了周公最为后世推崇的功绩。儒家将礼乐制度视为政治与文化的根本，而这一制度的奠基人正是周公。他创建的礼制涵盖了朝觐、祭祀、婚丧、征伐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乐制则通过音乐教化人心，达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效果。礼乐体系，为中华文明确立了基本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

　　“戡大乱”则概括了周公的政治功绩。武王伐纣后早逝，成王年幼，周公毅然摄政平定“三监之乱”，东征三年，最终稳定周室统治。

　　记者求教，从历史时序上看，周公“戡大乱”在先，“制礼作乐”在后，但上联为何将礼乐置于前列呢？

　　“这正体现了儒家对制度文明的高度重视。”邓锐解释，在儒家看来，平乱之功固然可贵，但创立制度文明才是真正“垂宇宙”的伟业。

　　在讲解周公的“大德”之前，邓锐首先解释了古代“德”的含义：“‘德’在古代不仅指伦理道德，也是指人或政权的行为方式，以及因为这种方式而具备的力量。”

　　“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周公具备崇高的品质。在王室危难之际，他不避嫌疑，在周成王年幼的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摄政，又在稳定政局之后主动还政。而从政治之德的角度来说，周公和周文王、周武王一道确立了不同以往的统治方式，比如确立了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嫡长制，把武王十五个兄弟和十六个功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作为捍卫王室的屏藩。另外在封国内普遍推行井田制，将土地统一规划，巩固和加强了周王朝的经济基础。”

　　周公的“大德”，为他带来了千古声名，即“大名”。值得一提的是，汉代经学出现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流派，前者认为孔子是最重要的圣人，而后者则认为孔子是总结了周公的思想，周公才是最重要的圣人。“这种学术之争正凸显了周公在儒家谱系中的崇高地位。”邓锐说。

　　五“多”传千古：文明基因的“编程者”

　　随着日头上升，楹联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下联的五个“多”，仿佛在诉说着周公多方面的卓越才能。

　　“多士”“多方”指两篇政治文告，出自《尚书》。其中“多士”指殷商旧臣，“多方”指各方诸侯。

　　“周公在摄政期间，为了巩固周在东方的统治，在殷商原来的统治地营建了新都洛邑，并对‘多士’发布命令，告诫他们顺从周王。在平定东方淮夷、奄国叛乱，回到宗周镐京后，周公对前来朝见的‘多方’也进行了类似的训诫。”邓锐说。

　　其实，这两篇文告不仅是政治命令，更是周公礼制思想的实践。面对殷商遗民，周公不是简单镇压，而是通过训导实现文化融合，体现了“攻心为上”的政治智慧。他一方面强制殷商遗民迁居洛邑，削弱其地方势力；另一方面又给予出路，选拔其中贤才为周所用。这种刚柔并济的治理艺术，展现了他高超的政治韬略。

　　在甲骨文中，“多福”指祭神获佑，周朝之前求福的主要方式就是祭神，而周公却“不走寻常路”——通过爱民德政的方式求福。

　　“从依赖鬼神到注重人事，这种人文主义觉醒，使中华文明走上了理性化道路。”邓锐说。

　　见乐楼正对面有一尊周公塑像，邓锐径直前往，驻足像前作揖行礼。“周公既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思想家、文化家，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斜杠精英’，下联所评‘多才多艺’，绝无虚言。”邓锐感叹道。

　　古今交响：楹联中的文明传承密码

　　这副楹联创作于清光绪年间，正值戊戌变法失败、民族危亡之际。

　　“岐山举人冯拱辰选择用‘垂宇宙’和‘贯古今’来凸显周公的历史地位，背后是对变法维新的呼唤。”邓锐分析道，“周公变革制度、开创文明的壮举，正是晚清知识分子所向往的。”

　　“周公那个年代面临的，也是一种举步维艰的历史境地。”邓锐解释，“当时周人的力量远远弱于殷商，但他们能夺取政权建立周朝，与其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即既保留传统，又开拓创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与不确定性共舞’。”

　　在民族存亡之际，冯拱辰回溯中华文明源头，寻找精神力量和解决方案，体现了楹联“以古鉴今”的深层价值。他通过这副楹联，既表达了对周公的敬仰，也寄托了对变法图强的期盼。

　　“从古公亶父迁岐至周公制礼作乐，周人‘其命维新’的精神一以贯之。”邓锐将周朝八百年的制度生命力，归因于其开创者所奠定的创新基因。

　　“而周公的卓越之处，则在于将这种创新智慧系统化，形成了辩证统一的治理哲学。”邓锐说，“周公治理哲学的精髓，在于多元平衡。他构建礼乐以凝聚共识，又推行分封以尊重差异；其创立的制度既根植传统，又大胆开创，故而能‘统而不死、活而不乱’。”

　　“周公的‘敬天保民’思想与当今的‘以人为本’理念一脉相承。从‘保民’到‘为民’，体现了中华文明核心理念的传承与发展。”邓锐认为，周公治理哲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其延续性，“这种传承不是简单地复制，而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古老智慧在新的时代焕发勃勃生机。”

　　暮色渐染，仍有不少游客驻足乐楼下，仰头细读这副楹联。当古老的笔画穿透时光帷幕，与当代追寻者的目光相接的那一刻，我们分明听到了薪火相传的文明诗篇。

　　记者手记

　　风起卷阿 遇见周公

　　王为薇

　　站在卷阿之地——这处因《诗经》“有卷者阿，飘风自南”而得名的岐山腹地，仿佛能听见三千年前的风声穿越时空，在耳畔低语。在信息纷扰的时代，我们为何仍要凝视这副三十四字楹联？因为它们并非冰冷的木刻，而是文明基因的活态传承，恰似那“飘风自南”匾额所昭示的——吹拂三千年的，不只是自然之风，更是德润之风、裕民之风、创新之风。

　　这三十四个字，记录了中华文明从神权走向人文的“第一次觉醒”，书写了周公将“福”从神坛请回人间，将“德”确立为主政者的行为规范，用礼乐替代暴力，引领中华文明走向理性与人文的光辉历程，更铭记了周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创新基因——从迁岐兴周到制礼作乐，每一次时代转折中的智慧抉择。

　　乐楼和周公塑像相对而立，我仿佛看到这位三千年前的“总设计师”为中华古文明编写的初始版“操作系统”：礼乐制度是底层架构，德政思想是核心算法，文化包容是安全防护，而创新精神则是让这个系统永葆活力的自动更新机制。

　　我们今日读联解联，不仅是怀旧，更是寻根。夕阳将乐楼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与我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三千年的距离，消散在了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