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嘉诗

　　初夏的京城，满眼都是透亮的新绿，于红墙灰瓦间点缀出无尽生机。在南护城河北岸，有一片小众清幽之地——陶然亭公园，被誉为中国四大名亭之一的陶然亭，就坐落其间。朱柱撑起的青瓦飞檐下，藏着一副对联：

　　烟藏古寺无人到；

　　榻倚深堂有月来。

　　数百年来，这副联与这座亭一起见证了无数文人雅士的抒怀与理想、热血与激情。5月中旬，《楹联中国行》栏目记者特邀《中国教师报》文化周刊主编金锐先生，一同走进那段清雅的时空。

　　陶然之境，万象皆映

　　“这副联直白易懂，工整而不失灵动，短短14字就勾勒出一幕清新悠远的意境。烟对榻，古寺对深堂，无人对有月，虚与实、动与静交织，既符合传统楹联的格律要求，又以意象的跳跃性突破时空局限，赋予文字以画面之外的哲思，可谓静中见雅。”看着眼前的联，金锐娓娓道来。

　　在他看来，此联的句眼就在于“藏”和“倚”这两个动词。上联的“烟藏古寺”与杜牧写的“烟笼寒水月笼沙”有异曲同工之妙。朦胧缥缈的烟雾笼罩，古寺隐于其中，如同水墨剪影。如此幽静之地，自然鲜有人到，作者巧妙地用一个“藏”字点出空间的隐逸感。

　　下联则以“倚”字赋予建筑动态之美，物我的界限被模糊。人虽未至，但榻已备；月不待人，却自来照。或许是觉得“无人到”太过孤单，于是作者邀请“月来”，他以月光为媒介，将人的孤独转化为与天地对话的禅意。

　　金锐说，其实“月亮”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文人非常喜爱的意象，在无人相伴的孤独中，明月成为唯一的精神知己，填补人世的寂寥。王维写“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李白写“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莫不如是。

　　这副对联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无一字说亭，却意境全抒。在对联创作中，“切”是至关重要的法则。然而，“切”的层次有高下之分。最基础的，或者说略显直白的“切”，是写实主义的切。它力求详尽、具体，仿佛一份导游指南或说明书，咏此山则句句皆为此山，叹此水则字字皆为此水。而更高一层的境界，则是意境层面的切，或称神韵之切。它不执着于字面点题或堆砌具体物象，而是着力于捕捉并营造与对象内在气质、精神高度契合的意境氛围。比如陶然亭联，也许单独看它并不能立刻联想到陶然亭，但其内在的气韵一旦回归“陶然”的语境，便如鱼得水、臻于化境。

　　亭联共生，复返自然

　　1000多年前，白居易与好友刘禹锡在政治上共遭冷遇，至年近古稀时，相对痛饮，虽有怀才不遇之感，但好在诗人胸襟豁朗，亦有一片悠然自得之情。在这样的情境下，白居易写下《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一诗。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一位名叫江藻的工部郎官奉命监理黑窑厂时，在慈悲庵西侧建造了一座小亭，供临时休息之用。此时距白居易写下这首诗已过去800多年，但江藻依然对它念念不忘，尤其是最后一句“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于是他为这座小亭子取名“陶然”。

　　或许是中国文人对“陶然”有种天然的寄托，一见到它，不仅有其本意的怡然自乐之感，还很容易联想到那位“三径就荒”的陶令，及其《归去来兮辞》中的意境。正如江藻在《陶然吟》并序中所写：“余虽不饮酒，然从九衢尘土中来此，亦复有心醉者。”那是无数士大夫希望能挣脱俗世羁绊，寻一方超脱、清幽天地，安放疲惫心灵的渴望。

　　然陶然亭联的作者却有待考辨。金锐介绍，此联的书者是大名鼎鼎的翁同龢，他是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同时也是晚清诗书大家，但作者却未必是他。有一种说法，是清乾隆年间书法家、文学家翁方纲，与友同游陶然亭，突然有所感，写下联语“烟笼古寺无人到；树倚深堂有月来”；约100年后，翁同龢抄录此联时，因心境或环境的变化，记错或修改了两个字，就成了现在看到的“烟藏古寺无人到；榻倚深堂有月来”。

　　古槐垂荫，湖波澹澹。当夕阳洒进亭间，记者发现陶然亭里侧还有两副对联，它们分别是由沈朝初撰写的“慧眼光中，开半亩红莲碧沼；烟花象外，坐一堂白月清风”，以及林则徐集苏轼之句而成的“似闻陶令开三径；来与弥陀共一龛”。此二联与翁同龢所书的“烟藏”联共同构成了“清净”主题，使这座亭台超越了建筑本身，成为文人精神的具象化载体。

　　“这种对联与建筑的共生关系，折射出中国传统园林‘以文塑景’的美学逻辑。陶然亭通过历代文人的题咏，逐渐被赋予三重文化维度：第一重是地理空间的亭；第二重是文学意象的亭，暗含了‘隐逸’‘恬淡’等诗意符号；第三重就是士大夫们寄托精神理想的亭。”金锐感叹。

　　用舍由时，行藏在我

　　陶然亭自兴建以来，逐渐成为士大夫宴饮雅集的不二之选。如此殊荣，得益于诸多因素的合力加持。首先，陶然亭所在地“野水弥漫，荻花萧瑟。四时一致，如在江湖，过之者辄生遐思”，无一点尘埃气，恰似“山溪沼沚”，契合京师文士“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江湖之思。且慈悲庵东侧有文昌阁，北有龙树寺、蒹葭簃，周遭风景绝佳。

　　“另外，陶然亭地理位置优越，它位于明外城里侧，距城中心近、交通便利。清初，宣南（宣武门以南）地区逐渐成为在京汉族仕宦的聚居地，同时这里也是京师会馆的聚集地，往来京师赴试的士子多流连于此，这一庞大且流动的文人群体，成就了陶然亭雅集的繁盛。”金锐解释道。

　　在“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间，沈朝初、孔尚任、翁方纲、张之洞等名士在此把酒吟诗、寄情山水，正是“人间何所以，观风与月舒”。金锐说，中国古代文人往往呈现出一种深刻的双重文化性格。其一是积极入世的进取姿态。他们心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愿，以匡扶社稷、济世安民为己任，秉承着儒家经世致用的精神，把仕途当作践行抱负的坦途。

　　然而，在他们精神世界的另一面，则常萦绕着对隐逸的向往。这或源于仕途受挫、壮志难酬的失意，于是渴望远离尘嚣，遁迹于山水林泉之间；即便仕途顺遂，那份根植于灵魂深处的文人情怀亦会悄然萌动。这种情怀，是对自然之美的沉醉，是对精神自由的渴求，是对超越世俗羁绊的永恒向往。

　　光阴流转，至近代，陶然亭成为革命的摇篮。近代史上不少仁人志士，如林则徐、龚自珍、秋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曾登临此处，或忧时伤世、慷慨悲歌，或秘密聚会、共谋变法。五四运动前后，革命先驱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也曾在此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陶然亭的一亭一榭，一草一木，都无声地印证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千古智慧——它既为文人士子疲惫的灵魂提供了一方栖息净土，又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成为仁人志士隐蔽的堡垒。出世与入世，隐逸与担当，在此地达成了奇妙的统一。

　　【记者手记】

　　京城有陶然

　　何必下江南

　　张嘉诗

　　护城河的波光漫过600岁的城墙，陶然亭的槐荫正将夕阳剪成碎金，闹市的车马喧嚣在此戛然而止，唯余湖风穿堂而过。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大隐隐于市”。

　　想当年江藻建亭时，黑窑厂还是荒滩野水。这位来自江南的工部郎官硬是在北地种出了“半亩红莲碧沼”——此间风物，本就是一场精妙的时空嫁接。

　　数百年间，文人在此雅集酬唱、曲水流觞，有趣的故事少不了。比如张之洞宴饮时作“无情对”，即用特别工整的对仗写出完全不相干的意思。他以“陶然亭”三字命题，很快就有人答曰：“若要无情，非阁下姓名莫属矣。”众大笑，盖“张之洞”也。

　　更奇者，是江南少有的悲怆与壮烈。五四运动组织者之一，我党早期政治活动家、理论家高君宇，29岁病逝后就葬于陶然亭畔，其墓碑上，刻着爱人石评梅书写的碑文：“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离亭时，暮色正浓。几位老者倚栏清唱昆曲，水磨腔掠过慈悲庵的飞檐，与二环路的车流声奇妙交融。原来，江南不必在千里之外——当白居易的菊酒、张之洞的机锋、石评梅的泪珠，酿进同一瓮陶然月色里，这京城的方寸之地，便成了比江南更辽阔的精神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