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泉

　　蝉声漫过受降纪念馆的石阶时，我再一次站在英烈墙前。那些被烽火熔铸的青铜名字，在7月的阳光下泛着微光。指尖抚过深浅不一的刻痕，突然触摸到一个特别的名字——“陈树生，机场修建队，1943”。

　　讲解员说，这面墙上的名字大多属于冲锋陷阵的战士，像陈树生这样标注“机场修建队”的，整面墙只有7个。我看着那行小字出神，蝉鸣突然变得遥远，恍惚间听见铁锹撞击岩石的闷响，从80年前的时光深处传来。

　　80年前，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上万名湘西百姓用石磙和血肉之躯，在百日之内碾出了远东第二大机场，后又征调民工扩修。玻璃展柜里陈列着一张泛黄的照片：赤膊的民工们正在夯实地基，他们身后，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石碾队伍，像一条巨龙。

　　走入受降厅，墙上的航空照片里，整齐排列的B-25轰炸机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而它们脚下的跑道，还留着湘西百姓手掌的纹路。讲解员说，受降仪式用的桌椅，正是用当年修建机场剩下的木料打造的。

　　纪念馆后身的山坡上，保存着一段机场跑道的残基。青灰色的混凝土里嵌着细碎的卵石，边缘被风雨啃噬得参差不齐，像一截断裂的巨骨。石碑上的文字记载着他们如何筑起这座机场：没有机械，就靠木杠撬动巨石；没有水泥，就用石灰混合桐油；没有营房，就在雪地里搭草棚。

　　“那时候的人，真把命别在腰上。”守碑的老人姓杨，祖上三代都在芷江机场周边生活。他指着跑道残基上的几个浅坑说：“这是炸弹炸的。日本人知道这机场要紧，三天两头来炸。白天炸塌了，晚上举着火把接着修，天亮了照样能起落飞机。”

　　老人的祖父曾是修建队的伙夫，留下一本磨得卷边的账簿。我在纪念馆的文献室里见到了它，泛黄的纸页上用毛笔字记着：“正月十三，领糙米三石，伤兵五人。”“三月廿九，雨，抬石者坠崖二。”最让人心惊的是四月初七那页，只写着“敌机七架，亡十六”，墨迹被水洇过，晕成一片深色的云。

　　离开文献室时，夕阳正把机场旧址的轮廓拉得很长。远处的停机坪上，现代客机正缓缓滑向跑道，机翼反射着金光。而在80年前，这里的天空时常被硝烟染黑。有资料记载，从1943年到1945年，芷江机场起飞的战机击落了两百多架日军飞机，为湘西会战筑起空中屏障。

　　纪念馆的档案里藏着一张老照片：一群衣衫褴褛的民工围着一架战机，有人正用粗布擦拭螺旋桨，有人踮脚触摸机翼，脸上带着拘谨的笑。照片背面写着“1944年夏，P-40战机进驻”。我突然想起陈树生的名字，他会不会就在这群人里？或许他就是那个踮脚摸机翼的青年，心里藏着一个关于飞翔的朴素愿望。

　　暮色渐浓时，我又回到英烈墙前。晚风拂过，青铜名字上的微光流动起来，像一群萤火虫在暮色中苏醒。我试着想象陈树生的模样：或许他握惯了锄头的手掌磨出了血泡，却依然把每一块卵石摆得整整齐齐；或许他曾在轰炸的火光里救下工友，自己却被弹片划伤了胳膊；或许他在完工那天，望着第一架飞机升空时，悄悄许了愿，盼着战争结束早点回家种田。

　　但他没能等到那一天。史料里关于他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1943年5月12日，日军轰炸机场时，为保护油料库，陈树生和另外五名民工用身体顶住即将坍塌的油布，被埋在炸塌的掩体下。

　　离开芷江那天清晨，我又去了机场旧址。晨露在残基的卵石上滚动，折射出细碎的光。远处的新机场传来轰鸣声，一架客机正冲破云层。阳光漫过受降纪念馆的屋顶，漫过英烈墙，漫过那段沉默的跑道残基，在地上织出一张透明的网，把过去与现在轻轻连在一起。

　　踏上归途前，我买了一本《芷江机场志》。翻到“修建队名录”那页，在密密麻麻的名字里找到了陈树生：湖南新化人，生于1919年，1943年牺牲，时年二十四岁。名录的最后附着一句注脚：“无名者逾千，皆葬于机场东岗。”

　　飞机起飞时，我贴着舷窗往下看。晨光中的芷江像一片安静的荷叶，新机场与旧跑道在大地上构成奇妙的夹角，仿佛时光在这里打了个结。那些被青铜铭记的名字，那些未曾留下姓名的魂灵，都化作了这片土地的刻度，丈量着从烽火到和平的距离。

　　舷窗外的云层翻涌，像极了80年前的硝烟。我想起守碑老人说的话：“现在的飞机飞得稳，是因为当年的人把路铺得实。”忽然明白，所谓历史，从来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无数个像陈树生这样的人，用生命在时光里刻下的温度。

　　那些刻痕里，藏着一个民族的筋骨。